“一些人热衷于制造涉华谎言误导公众,

怕我的研究会打破他们的‘新疆叙事’。”

作者:冯璐　郑敖天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在推特上,莫琳·休伯尔遭到围攻,甚至被说成“机器人”,账户还被封了。

这位澳大利亚独立学者日前在墨尔本的家中接受记者远程采访,说起此事仍耿耿于怀:“我是真人,不是机器人。”

她说,遭遇“网暴”是因为自己想了解新疆的真实情况。“一些人热衷于制造涉华谎言误导公众,怕我的研究会打破他们的‘新疆叙事’。”

我被污蔑为“中国水军”

一直以来,西方一些媒体和政客宣扬“新疆存在种族灭绝”等说法,休伯尔对此感到怀疑——她知道,新疆的GDP增长迅速,人口也越来越多。为了解真实情况,她开设了推特账号展开调研,很快吸引了数千名粉丝。

然而,污蔑她是“中国水军”的声音开始出现。“一些人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我说了些对中国的正面评价,他们就指责我‘无法做有批判能力的思考者’。”

休伯尔在推特上宣布自己将于2024年去新疆调研减贫工作,更恶毒的围攻、辱骂出现了。面对“你是廉价的宣传工具”“你没有羞耻心”之类的评论,她依旧礼貌地回复“谢谢”,并请那些指责新疆搞“种族灭绝”的人提供证据。不出意料,她没有得到答复。

休伯尔还联系了郑国恩。2018年以来,这个德国“学者”不断滥用、编造数据,杜撰相关“学术报告”,散布涉疆谬论。休伯尔希望对方能提供关于新疆的实地调查笔记、具体研究方法、以及发表过其文章的同行评议期刊。

没想到,对于这一诚恳请求,郑国恩不但没有回应,反而质疑休伯尔的学术背景。他屏蔽了休伯尔,还污蔑休伯尔的账户是“精心设计的假账户”,这导致休伯尔的推特账户直接被封。休伯尔几经辗转,请母校致信推特平台,确认自己的确曾在学校做过研究,并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账号才得以恢复。

在学术研究上,休伯尔也遇到困难。她邀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中华全球研究中心主任做导师。“他对我的研究很支持,还告诉我曾听说一些搞新疆研究的澳大利亚学者担心自己的安全,在澳发表论文时不敢署名。而他们的研究表明,郑国恩所说的内容或许不真实。”但这位主任随即被要求无限期病休,已获批的经费也被取消。

休伯尔去中华全球研究中心拜访已经约好的学者,却在40度高温下干站了很久,“我最终没有等到约见的学者,对方后来也没有再联系我。我感到自己很不受欢迎,没人愿意与我交谈。”

“我的中国朋友日子都过得不错”

休伯尔向记者说:“我是一名独立学者,没有隶属关系,不受任何雇主控制,也没有捐助者影响,而是靠自己的收入维持生计,对此我感到很骄傲。”她在澳大利亚生活了50多年,结婚33年生了4个孩子,并成功经营了一家IT公司。　

对休伯尔来说,“金钱不再是一种激励,我只会在荣誉的基础上写作。作为一名独立学者受到尊重,是我的快乐源泉”。

休伯尔生于英国,从小就读私立学校,学过拉丁语,热爱旅行。“我父亲说,除非你到海外旅行,看看别人是如何生活,理解和拥抱所有不同的文化,否则无法接受真正的教育。”

大学时,休伯尔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地。沉浸于多元文化环境中的她说,自己支持和平主义和社群主义,重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她在英国和澳大利亚都读过研究生课程,在《法律图书公司》《澳大利亚银行法简报》等公开学术平台发表论文,并为“良好的教育贯穿了自己的一生”而骄傲。“我从小把学习当成目标。我的祖母90多岁时还常说,‘我没有一天不学习新东西’,这也成了指导我人生的箴言。我的自我教育从未中止。”

休伯尔对中国的好印象始于一批中国学生。“我女儿有一些来留学的中国学生朋友。他们善良、热心,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就读的学校却不太欢迎他们。一个中国男孩告诉我,他去找本地的孩子玩,却被踢了一脚。一个女孩子说,自己在商店购物时,被人故意推搡过。”

休伯尔决定为这些中国孩子做些什么。她前往当地学校,邀请中国学生来家里做客。“我请他们来家里享用下午茶,为他们准备了莱明顿蛋糕。这成为我与中国人的友谊起点。他们回国后,我们依然保持着联系,我也从此开始积极了解中国。这些生活在北京、上海、成都的中国朋友,日子都过得不错。”

后来,休伯尔送儿子去中国旅行。看到儿子在脸书上分享的美景照片后,她对中国更感兴趣。“我和中国朋友们加了微信,每天都会聊很多。明年我要去中国拜访他们,他们也计划来墨尔本。”

和中国人接触越多,休伯尔越不满意西方媒体对华的片面报道。她说:“长期以来,西方媒体被公众视为‘准确无误’,很多民众没有达到批判性思维的教育水平,很少有人质疑媒体的报道。这些媒体高度集中化,聚焦于提升政治利益,对塑造民意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对中国的报道上,很多西方媒体传播的信息不真实。“一些媒体不是为公众服务,而是为军工企业及其利润服务。”媒体一旦被控制,“真相就会被污染”。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和大洋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郭春梅告诉记者,如今主张中澳友好的人士主要来自两个群体,“一部分是澳决策层中较有战略思维者,他们意识到澳大利亚不能完全‘绑定’在美澳同盟上,主张对中国的态度要更理性务实一些。另一部分则有直接和中国社会与民众接触的经验,对中国抱有友好的情感,也看到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很显然,休伯尔属于后者。

“我将在2024年前往新疆”

一位中国外交官曾发布一条推文,图片内容是维吾尔族小朋友在学习维族传统舞蹈。

休伯尔转发了这条推文,随后又发推文称:“我将在2024年前往新疆,研究维吾尔族人是如何为新疆GDP的大幅增长做出贡献的,并看看他们的人口增长情况,分析他们的幸福程度和以舞蹈为载体的表达。”

接受《环球人物》采访时,休伯尔提起这条曾让她遭到攻击的推文,并说,自己明年将同丈夫罗伯特、女儿及好友一起自费去新疆,造访不同的城镇,了解各地发展模式有何异同。“同行的女儿会说普通话,可以帮助沟通。我们也在寻找维吾尔语翻译,罗伯特则负责摄像记录。”

休伯尔介绍,她对研究中国真正产生学术兴趣,是在注意到澳国内的贫困和无家可归现象越来越严重之后。她为此还成立了一个研究基金会。

她说:“减贫对任何经济体的改善都至关重要,我们不应抛弃自己国家的最弱势群体。虽然我生活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地区,但我注意到贫困在普通社区越发严重。我会去和无家可归者交谈,尽量从经济上帮助他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因受伤而退伍的特种兵,他无法融入墨尔本的无家可归者社区,宁愿睡在寒冷的街道上。”

休伯尔明年去新疆的研究将侧重于“减贫”。她希望与当地普通民众交谈,了解政府官员正在做的扶贫工作。

“近年来,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富裕,普通中国人从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受益。而新疆是中国GDP增速最快的地方之一,人口增长也很快,取得了‘天文数字’般的成功。我希望研究新疆是怎么实现这一成就的?为什么中国的减贫政策成功了?如何让参与者成为积极的贡献者?澳大利亚可以从中借鉴的经验或模式是什么?”

休伯尔原本希望通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或是墨尔本大学等机构争取到澳大利亚政府的资助,完成这一研究,“但他们不愿意”。目前,她还是与一所大学接洽,希望出版新疆研究项目的成果。她也希望这一研究经得起学术界同仁的批评。“我正在完成研究方法论,包括定性和定量方法。欢迎人们在我开始实地考察前,对我的研究规划提出意见和建议。”

“我们应当参与到与中国的合作中来”

休伯尔坦言,在对中国的认知上,“一些澳大利亚同胞与我观点不同”。她觉得,原因在于对中国不了解,是“出于无知”。

一些澳大利亚人害怕中国会“入侵”。这种恐惧源于二战中日军进犯的历史。休伯尔说,澳大利亚资源丰富又无险可守。二战期间,日军曾轰炸达尔文港。中国疆域远比日本辽阔,人口也更多。“出于不安全感,很多澳大利亚人希望获得美国的‘保护’。但一些人显然是把中日两国历史搞错了。二战期间,中国和澳大利亚是反法西斯阵营的盟友,一同对抗日本帝国。”

在休伯尔的童年岁月里,几乎没有中国的影子。没有人和她说起中国,许多人都视中国为遥远的国度。但通过对中国的了解,“我知道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她说:“我们应当改善教育系统,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我们不是生活在美洲,而是生活在亚洲旁边。我们应当更好地了解澳大利亚生存的环境。”

郭春梅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澳大利亚人的这种“身份认同”,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

“澳大利亚的历史、文化及政治制度,都是西方模式主导的。但与此同时,该国在地理上又接近亚洲,尤其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澳大利亚在经济上与亚洲的联系越发紧密。在东西方关系较融洽的时候,澳大利亚会处于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但在中美整个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澳大利亚身份认知的困境就会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需要更大的勇气才能顶住压力,保持一个在东西方之间相对平衡的状态。”

休伯尔对此更有深切的感受。她说,自己此前的遭遇原因在于,“澳大利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经济的惊人增长让美国感到压力倍增。美国的霸权正不断被削弱。”

在休伯尔看来,“中国将成为世界秩序的更好管理者,所有国家都能从中受益”。中国的儒家思想强调良好道德品质的重要性,并以双赢战略促进多极世界的和谐。

“中国的政策是‘共同繁荣’,其言行是防御性的,而不是侵略性的。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干涉其他国家,更不会推翻其他政权或剥削欠发达国家。而美国一直咄咄逼人,总是想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一个与自己无关的国家。看起来目前是西方在威胁中国,而不是反过来。”

“澳中关系主要的挑战是,要在美国希望澳大利亚做的事情和澳大利亚需要做的事情之间取得平衡,不再扮演(美国的)追随者,而是成为一个从自己利益出发的‘成年人’。从这个角度看,澳中关系仍有向好希望。澳大利亚现在需要重新关注世界所称的‘亚洲世纪’,不要错过巨大机遇。中国不是威胁,而是一个机遇。我们应当参与到与中国的合作中来。”休伯尔说。

2022年5月,澳工党上台后,较为注重经济和民生,中澳关系在社会和舆论层面出现了一些积极现象。休伯尔对此感到高兴,她说:“这显示在越发好战的西方国家中,仍有理性存在。澳中两国的外交关系应当跟上两国间紧密的经济联系。如果澳大利亚缺少远见,最终沦为了美国的‘一个州’,那将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郭春梅很赞赏休伯尔这样的澳大利亚民间人士的努力。她说,即使在中澳关系最波折的时候,澳国内依然有支持中澳友好的理性声音,这与两国民间多年来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许多澳大利亚选民也对一些政客持续贩卖对华“安全焦虑”感到疲惫,希望重视经济和民生问题。

近段时间,一些澳大利亚官员接连访华,“这不仅体现了中澳地方合作在两国关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反映了支持中澳关系恢复的澳大利亚民意”。

郭春梅认为,如果两国未来能在经贸、学术等领域进行更多交流,将有助于改变澳社会的对华认知,营造有利于两国关系改善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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